孩子，行為障礙不是罪！
我六歲的兒子被判定會危及他人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一種每個班級的小孩都可能有的缺陷。
數月前，我那正讀二年級的兒子參加了野外郊遊。當全班同學在停車場集合時，一個新來的小孩加入了他們的隊伍。這個小孩的腿戴著金屬膝踝足矯正器，走起路來比較困難。孩子們誰也不知道怎麼跟他搭話，所以小孩默默的走在隊伍邊緣。但是我兒子和他似乎很談得來。當新來的小孩邁著戴著矯正器的腳費勁地上車時，我兒子走過去幫忙，上車後坐在他旁邊。一路上，他們都在一起聊天。據老師說，新來的小孩似乎馬上變成了車上最快樂的孩子。當你感到孤立和緊張，班上最擅長交際的一個孩子跟你交上朋友，這對自尊心的建立是多麼重要啊。
我為我兒子的行為感到自豪。因為他富有同情心。他自己也是個新生，而且過去還因自己的身體缺陷飽受欺凌。在之前的學校，他遭遇了可怕的經歷。這種經歷可能讓他更容易選擇報復，而不是給予關愛。不過，孩子在如何對待他人上異常聰明。畢竟，在以前的學校，欺辱他的並不是孩子。而是那些成年人。
我兒子行動上的問題是慢慢出現的----太慢了，以至於起初我們都沒意識到。他五歲時走起來還像個三歲小孩。他快樂，愛說話，但是寫字、畫畫、剪紙和粘貼卻有些困難，無法在椅子上靜靜的坐著。喝牛奶也會灑得到處都是。在他原先上的那所小學，幼兒園老師指出過他的這些問題，但學校認為這是小孩子正常的表現，並沒有要求額外的照顧。
第二年，他開始在那所學校上小學一年級。2012年11月，他的一年級老師面談時告訴我們，和其他的小孩相比，我兒子寫字簡直就是亂塗亂畫，無法辨認。他是全班最差的學生。聽到這話，我們大吃一驚。字寫不好就可能影響到閱讀和數學。為什麼那位老師沒有早點跟我們說這些情況？做數學作業時，我兒子似乎為寫不好那些數字而倍感焦慮，以至於都無法考慮問題本身在問什麼。而且，很顯然，學校並沒有安排任何專業治療來幫助他克服書寫問題。
幾個月後傳來一個更壞的消息（在此要說明，這是個打擊不斷升級故事）。2013年初，我妻子向學校老師提出面談，希望能跟進我們兒子的學習進度。我們做了聽到壞消息的心理準備，但對老師不得不坦白的現實還是猝不及防。她沒有考慮我們對孩子寫作、閱讀和數學的關心，而是告訴我妻子，假期前的近一個月時間，我們的兒子在課堂上“用不恰當的方式碰觸自己”。老師的描述是含糊的。看起來談論這個問題讓她極不舒服。進一步追問下，她解釋說，我們的兒子從來沒有把手放在褲子裡，也從沒解開過褲子露出任何私密處。根據其描述，兒子像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節奏地搖晃，又或在聽故事的時候躺在地毯上搖擺。搖擺的時候，他在碰撞自己的腹股溝。恰好我們夫妻倆都是心理學家，這些對兒子行為的描述讓我們很擔心。首先，六歲的幼童不會做出性衝動的行為。其次，對兒童而言，重複搖晃屬於焦慮最典型的表現：這是以身體運動來消除焦慮，自我安撫。它不應該說成是孩子的奇怪舉動或者極端的重複行為，而應該立刻施以幫助。但學校並沒有提供幫助。老師告訴我們，制止兒子行為不當是父母的責任。
太讓人擔心了，我和妻子必須採取措施。1月面談後，我們即刻替兒子安排私人治療。我們每週帶他去接受專業治療一次，解決他的行動問題，還安排一週一次的心理治療，幫助他適應課堂壓力。治療行動障礙的專家發現，我們的兒子肌肉明顯無力，協調也明顯困難。精神治療師診斷他患了特定的學校焦慮症。他覺得自己在班上就是個笨蛋，因為他甚至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。我們把帶他去學校，他都會避開教職工，拒絕跟他們打招呼。在教室，他的身體反覆晃動，幾乎可以肯定是由書寫的焦慮引發，是典型的自我慰撫行為。繼而，他的肌肉協調問題又影響了搖晃的動作。
在我們忙著為孩子安排治療的時候，學校卻開始單獨行動。兒子過去常常參加基督教青年會（YMCA）組織的課外活動，那裡的老師對他評價很高。而未經我們許可，學校的某位教職工聯繫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作人員，告訴他們這個孩子的在校情況。那人很顯然給兒子的問題貼上了性行為的標籤，還推斷我們父母可能虐待他。我們還是從組織課外活動的基督教青年會人士口中第一次得知這事。
與此同時，學校的某位教職工在兒子上課時把他帶出去，盤問家庭狀況。那人明確告訴兒子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次談話。直到兒子開始在玩耍時表現出來，我們才知道他已經歷過兩次私下質詢。勿庸置疑，那些有關兒子個人的提問讓他心情不好，用他的話說，那些“不可外道”的事給他帶來極大痛苦。
事實上，學校用一種偷偷摸摸的奇怪方式求證自己的猜疑，這本身就是個問題。我們疑惑重重。學校的做法就一定是對的嗎？兒子的問題僅僅屬於一種非常不合適宜的故意行為？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在學校，沒有人告訴過我，兒子有任何奇怪的不當“性”行為。家裡也沒以有。課外學習中，他的表現良好，大家都說他很討人喜歡。兒子每週會有多人參加的鋼琴課。上課時，他從未有過學校所描述的那種行為。他約其他孩子一起玩，一直很合群，而且待人友好。兒子的行動障礙治療師和心理諮詢師從未發現他有不當行為。學校中，除了成人外，沒有人看到過我們六歲的兒子有性激發的行為。我們相信，在看待和理解兒童的殘障方面，學校的做法不但輕率，而且侮辱人。就像我說的那樣，這是個打擊不斷升級故事。下一次打擊發生於2013年2月28日。老師給我妻子發郵件，安排了一次面談。臨到面談的最後一刻，我決定和妻子一同前往。我慶幸自己這樣做了，因為那次談話事實上是一場伏擊。
那次學校校長來到休息室，領我們去一個房間。進屋才發現，那裡已有整個研究小組的人要與我們相見：有學習顧問、老師、保育員、學校輔導員。校長讓我們坐下，他告訴我們，我們六歲的兒子在課堂上手淫。在講故事的時間，兒子獨自坐在椅子或地毯上做出一些反常的行為，那就是手淫。看到他這樣很令人不安，我們父母有責任制止他的行為。校長還告訴我們，她已打電話向“新澤西兒童保護和持續服務組織”彙報情況，請求調查我們的家庭，因為她懷疑我們的兒子可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。
我們驚愕地坐在那裡。一年多的時間裡，我們一直要求學校給予孩子幫助，但校長的第一反應卻是將我們的要求上報國家教育機構，因為可能存在的虐待兒童行為。她並未首先與我們商討，甚至沒有試著收集有關事件最基本的信息。例如，我們的兒子患有運動障礙。她不知道我們的孩子在一傢私人心理醫院接受治療，緩解孩子對上學的緊張感。她不知道，他在課堂上重複的舉動已確診為急性課堂焦慮症。這可能是由書寫困難引起的，但書寫困難是學校無法解決的。她對此一無所知。他的老師反倒十分確信我們的兒子沒有上學焦慮症。她解釋說，畢竟，她從未見過孩子哭啼，哪來的焦慮症呢？
去年夏天，費拉德爾菲亞兒童醫院神經科的主任診斷我們的兒子患有失用症，有時也稱為運用障礙或動作協調障礙。這種病症被稱為“隱蔽性殘疾，”因為它很容易被忽視。看到失用症患者，人們見到的只是些不夠盡力的笨拙孩子，有的孩子因為數學和閱讀能力差，所以絕對算不上很聰明，有的孩子不聽話，不停地以奇怪的方式動來動去，因此會撞到他人。殘疾人了解自己的缺陷在哪裡。失用症的問題可能還更嚴重，因為很少有人能發現動作協調的障礙。
運動障礙對我而言並非全新概念，我是神經學的教授，廣泛地研究過大腦如何控制行動。我的妻子也是名神經學專家，並獲得了精神病學學位。你可能會認為，我們夫婦在兒子發病早期就能發現問題。但事實上，我們夫婦倆花了一段時間才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。失用症是一種複雜的障礙，患者的症狀各不相同，都有各自的細微差別。這種病患在協調運動和學習新的連續運動方面均存在突出困難。對健康人來說，自動的行為是很難掌握的。我們容易認為，患失用症的孩子具有反抗心理，或者懶得繫鞋帶。但對這類患兒來說，像繫鞋帶這麼簡單的動作卻要用多年練習才能掌握。練習基本動作的技能則是一個讓他們疲憊卻永無止境的過程。
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？沒有人能真正說出個子丑寅卯來。有人認為, 大腦輔助運動區（SMA）對協調複雜的動作順序功不可沒。科技文獻中已經體現對這一大腦區域的密切關注。人腦中叫做後頂葉皮層的區域可能也是罪魁禍首，這個區域參與空間信息處理。目前還不清楚這些腦區的功能失調跟失認症有多大關聯。另一個元兇可能是腦白質，是因為這些連接不同腦區的“白線”運轉有誤。失用症的始作俑者也許很多，這種病症的種類也不在少數。
再加上所謂的“共發病症”，也就是其它的功能障礙，失用症就更讓人疑惑不解。注意力缺乏和多動症常常如影隨形。要界定這兩者的區別難於上青天。患失用症的孩子坐著可能搖頭晃腦，在不熟悉情況的人的眼裡，他們顯得異常活躍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如果上課表現不好，或許孩子心裡會有壓力，這可能體現為多動和粗心大意。還有更令人費解的相關因素。患失認症的兒童出現自閉、誦讀能力喪失、感覺處理障礙的風險很高。這些缺陷通常共同出現，原因無人知曉。我們的兒子有一些感覺處理的問題，尤其是在身體的空間感方面。叨天之幸，那似乎是他唯一要額外操心的問題。
失用症當然無藥可治。不過，假如提早發現並且處理得當，配合專業治療和物理治療，學校還是有利於控制病情的地方。在專家監督下，每天系統的練習有助於鍛煉力量、增強身體的協調性、培養書寫和其他許多技能。得這種病的孩子或許永遠都不可能像約夏·貝爾那樣拉小提琴。然而，通過學習，他們可以拉得非常好。失用症兒童面臨的最大挑戰往往不是障礙本身，而是障礙帶來的惡名。
少兒失用症現在成為我和家人工作的一部分。它吸引我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，為什麼別人也這樣關注呢？答案顯而易見，因為這種病比比皆是，還有些可能未確診。15或20個孩子中間，估計就有一人患這種病，差不多相當於每個班級就有一名患者。不管是否有人留心，只要你的工作和小孩有關，就可能碰到某些得這個病的孩子。而你對這些孩子的態度會對他們的人生道路產生極大影響。
意外遇見學校校長後，我們等待著州政府的調查員到我們家造訪，查看有無孩子被虐待的跡象。正式的國家調查會讓一個家庭承受難以置信的巨大壓力。孩子們可以被帶走，留下父母被自己最難耐的恐懼感擺佈。當然，學校完全有權自行展開調查，但在我看來，這一步不能掉以輕心。那次意外的會面期間，我們面對一屋子的人，他們假想一個六歲孩子有性行為，滿嘴胡說八道。沒有哪個教務系統的人告訴他們要冷靜，而且在調查前要先跟孩子的父母溝通。似乎沒有人了解孩子的行為，當然不足以讓他們對此作出診斷。他們被可怕的想法操縱，他們就帶著這種想法行動。我們感到完全無能為力。
我們兒子的精神治療師給學校寫了一封信，告訴他們這個孩子有課堂焦慮。兒子的兒科醫生也寫了一封信給學校，告訴他們沒有發現任何遭到父母虐待的醫學證據。這些專家要求學校採用一套循序漸進的行為輔導計劃干預，幫助兒子解決上課的困難。根據聯邦法律，兒子有權享有被稱為504的輔導計劃，在1973年頒佈的《康復法》中，第504章節有相關規定，旨在確保殘疾兒童有充分獲得教育的權利。但學校拒絕了專家的請求。
失望中，我們越過學校領導，求助名為兒童研究團隊（CST）的區管理機構。CST召集了研究小組，給我們的孩子做測試，給出建議。這種評估需要90天。我們很高興，區政府機構願意開始進行這一測試過程。然而，我們仍舊認為，兒子需要直接的幫助解決課堂焦慮。
2013年3月21日早上10點，新澤西州調查員拜訪了兒子的學校，告訴校長我們家庭已被排除了嫌疑，我們家沒有發生過虐待。令我們驚訝的是，學校的反應是讓我們兒子停學。
也許我們不應感到驚訝。當一個孩子的家庭在接受州政府調查時，法律規定他不能停學，因為這可能會迫使他在一個遭到虐待的家中生活。一旦家庭被排除虐待嫌疑，從法律上說，學校就可以任意拒絕接納孩子。一個月來，我們處於正式調查期，兒子仍能去學校上學。調查員告知校長排除了我們家的虐待嫌疑後，兩小時內校長突然改變了策略。她沒有控告我們虐待兒子，而是控告我兒子性侵犯其他孩子。那天午飯後，校長在工作時間打來電話給我，讓我領走自家兒子。
不久之後，我們收到正式的停課函。其中只模糊地描述了我兒子的行為，卻忽略不提我們有權在聽證會上抗議這個決定，也沒有註明停課的截止日期。最有可能帶來一絲希望的是，信函聲稱，再次入學需要兒童精神病學家開具排除問題的證明。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。我們儘快帶著兒子去找精神病學家。那位倍受尊敬的醫生已在普林斯頓斯頓地區行醫30年，並與學區廣泛合作。
精神病學家很快發現，在我兒子被推出學校餐廳之前發生了什麼事。顯然，他當時一直在玩殭屍遊戲。不只他一個人玩這種遊戲，在一年級學生中很普遍。玩遊戲時，我兒子擁抱了另一個小孩。這是我們直到那時聽到有關兒子“不良行為”的唯一清楚表述。那位精神病學家寫得簡潔：“我從不認為這種行為是性侵犯，顯然這是學校員工的說法。”專家證明了兒子的清白，建議他重新入學。但校長還是拒絕。
我妻子對我說：“我感覺自己入錯了戲。”學校給我們六歲大的兒子編造了性醜聞。除了自己不能接觸學校的朋友以外，兒子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他認為是受罰是因為不守校規。當然，他不知道違反了什麼規定，因為實際上就根本沒有違規。停課期間，我們一直試圖滿足學區的要求，配合他們找到解決方案。我們急於推進兒童研究團隊的評估進程。然而，學區負責人發給我們一份正式的信函，簡要介紹了學區的研究計劃。計劃顯示，相關評估團隊裡沒有任何理療師和專業治療師，沒有哪位團隊成員能評估我兒子的行動障礙，也不能提供有關幫助。可是，團隊裡卻有那個一開始就把我兒子轟出學校的校長。這看起來是個壞消息。
學區方面堅稱，只有過了兒童研究團隊面審那關，才會考慮讓我們的兒子重返校園。條件是該團隊一致同意，並以書面形式表示同意。但這也不是合法的要求。因為父母有法定權利拒絕與兒童研究團隊會面，而且不會被學校懲罰。憲法規定我們的孩子有權接受教育。這種權利已經被學區否定。萬不得已之下，我們把學區告上了法庭。
在遞交法院的文件中，學區控告我們的兒子有“性攻擊行為”，還告我們家長“在調查取證過程中不配合”。校長的書面證詞中包括一些有關我兒子的課堂記錄，顯示我兒子是如何故意行為不當。可奇怪的是，大約一個月前，學校給我們的課堂記錄卻是另一個版本，現在我們還留著。之前那些記錄出自一位年輕的教學助理之手。她觀察了我兒子在2013年2月19日-20日這兩天的課堂表現，做了詳細的記錄。而作為呈堂證供的課堂記錄卻是一份截然不同的版本，其中增加了很多句子，它們讓我兒子的行為看起來就是與性有關的任意行為。在我看來，這很像是學區有人自願在法庭上撒謊，偽造文件，為的就是毀掉一個孩子！
根據校長的書面證言，我們的兒子具有性攻擊性，對其他人來說是危險分子。她的言辭還得到了精神病專家的支持。幸運的是，我們能把這份證言拿給那位精神病專家看。看過之後，那位專家感到很不安。他寫信反駁。信中明確表示，他認為我們的孩子並不沒有性攻擊行為，也沒有給他人帶來危險，絕不該停課。
在法官做出書面判決前，那些天形勢非常緊張。法官全盤否定了學校的觀點。她注意到，沒有一位本學區的專家對我們的兒子做出全面評估。多位本學區以外地區的專家對我們的兒子已經做了清晰的診斷，並寫了推薦信，但學校對此置之不理。學校對身處困境的孩子不但沒有伸手相助，也沒有採取干預，反而選擇非法的停課決定。學校並沒有提供證據顯示我們的兒子威脅他人。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，法官判定，讓我們的兒子去學區的另一所學校上學。學區要啟動正式的504計劃，幫助解決我們的兒子解決他上課的種種困難。
回首這一切經歷，我對此最寬容的理解可能是，當龐大的官僚機構開始朝著某個方向前進時，一旦開頭，就再也不會抵制自己的慣性，順勢前行，得出自己的結論。學校有位老師對我兒子的情況判斷錯誤，整個教務系統就都根據這個結論行動，此後從未終止這種錯誤。這感覺就像，我們落在一部機器手裡，那部機器的人對說謊沒有絲毫愧疚，對傷害小孩和家庭沒有任何顧慮。據我們所知，出現這種情況不外乎是因為校方粗心大意、傲慢自大以及最終自我保護的行為。校方這種做法沒起到任何積極作用。若要說有，或許就是為學區節省了治療行動障礙的費用。當法官問校方為何不設截止期限將一年級的小孩拒之門外，學區聲稱，我兒子的行為“危及他人”，甚至威脅到學校裡的成年人。而當時，我兒子才六歲零八個月。
必須公平地說，我們也遇到過好老師。那些老師關心孩子，盡力幫助我兒子。我們對新學校的老師印象深刻。他們把讓我兒子擁有溫暖和支持的經歷當做自己的份內事。2013年5月，根據法院判決，我兒子就讀於新澤西普林斯頓的河畔小學。在新學校入學的第一天，學校的老師、校長和心理醫生在給我們的報告裡寫到：很高興擁有這樣一名學生，他風趣、友善、寬容、紳士，而且渴望表現好。他喜歡烏龜、鴨嘴獸和哈裡·波特，很容易和同學打成一片。他的行為並不會干擾課堂。他的行為沒有危害他本人和他人。也沒人再看到他有任何“性方面的”不當行為。只是在要他完成書寫作業時，他會焦躁地晃動身體。如果心理醫生和他交談，建立好作業成績的獎勵機制，就能幫助他消除焦躁。沒過幾天，兒子不再那樣晃動了。我希望轉到新學校能神奇的解決所有的事情。但是事實並非如此。一年後，面對學校和老師，兒子仍然面臨信任問題，在課堂上也還有明顯的焦躁情緒。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撫平兒子被侮辱和被拒絕的傷害。這也是對行動不便的小孩要格外關心和同情的原因。妻子和我都擁有神經系統科學、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學位。我們也有方法、有能力尋找專家以及將這些事訴諸法庭。儘管擁有這些能力，我們仍舊無法將我兒子從不能善待殘疾孩子的教務系統裡拯救出來。又有多少家庭和小孩會因為這種體系拍案而起？如果我們的經歷有什麼參考意義，那就是，父母需要保持警惕，如果事情看起來有問題，請始終站在孩子這邊。
